学校创校副校长、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陈宝瑜教授

傅正泰校长是我在清华学习时的老师。记得入学第一年的基础课有理论力学课，傅老师就是我班这门课的辅导老师。当时，他就是一位责任心很强，改革意识很浓的青年教师。理论力学课是一门比较抽象难学的基础课，部分同学反映学习比较困难。为了进行教学改革，他很注意听取同学们的意见。为此，他曾经搬到我们同学宿舍来住，直接观察和听取同学们的意见，讨论难点，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很受广大同学的热爱和欢迎。1958年后，我们这个年级是清华大学学生中的先进集体，傅老师虽然不是班主任，但他经常来班上参加同学们的集体活动，他非常重视与广大同学打成一片。我当时是学生党支部书记，与他接触较多，对这一段经历印象至今很深。

一

人一生的职业之路好比长征，在征途上，或者是主观原因，或者是客观原因，或者是主观与客观双重原因，总难免遇上一些三叉路口，需要你作出判断决择。有时这些决择是否正确，会影响你一生作为的发挥、事业的成败和价值的得失。所以这对个人往往是一件重要而严肃的事情。

在1982年夏秋间，我遇上了这样一个三叉路口。当时我正在清华水利系专心做调坡水沙模拟实验槽的设计工作，国家经济委员会通过清华人事处商调我去经委计划司工作。一位干部局姓李的领导两次跟我谈话，说想安排我到经委计划司农林处担任处长工作。我当时说，没有思想准备，考虑后再表态。之后，经委干部局就把我的人事档案调走了。

这个情况不知道怎么传到傅老师耳中，一天傅老师来实验室找我。他首先是说服我不要去国家经委了。接着就比较详尽地给我讲了正在酝酿办一所专科学校的事。记得他说：现在中学生只有5%能够升大学；十年文革大学停办，出现断层，青黄不接；人才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海淀区人代会大学组（傅老师是海淀区人大代表）的代表们建议清华、北大带头办一所专科学校，以缓解社会各界让子女升学的强烈呼声。他还说：经过讨论酝酿，他决定带头办这所学校……他还诚恳的表示，让我跟他一起来做这件事。他看我没马上表态，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星期都到我住处或办公室来找我深谈，这让我很感动。

这样，在我的职业道路的前面就摆出了一个要重新选择的三叉路口：一是什么也不想，继续在母校当教师；二是去国家经委任职；三是跟傅老师一起参与创办这所新型的学校。

感动还不等于理性。在傅老师认真、坦诚和反复说教下，我经过认真思考后，选择了这第三条路，与傅老师一起办学。老师的情意自然是重的，但我考虑更多的问题还是我已经在大学工作了20多年，这是我热爱和熟识的职业。记得被称为现代管理之父的彼得•杜拉克说过：“要想成功，创新者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强项”，这是其一；其二，我对公办大学教育改革的紧迫性确有一些想法，譬如：当时清华大学实验室的利用率还不到30%，老师们一周上四节课就是满工作量，许多人闲着没事干。为什么不能创造一种方式把这许多好的闲置的教育资源利用起来呢？所以，我很接受傅老师改革教育和用创新的方法办一所新的学校的设想，他让我有跃跃欲试的心动感。

深思熟虑之后，我的理智和情感都倾向了跟傅老师和北大、人大的同志一起办学创校。

不过问题很明显，选择跟傅老师一起办学这条路是困难最多、险象丛生、风险最大的路。经过反来复去的思考，特别是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改革大潮的鼓舞，我想，就试一试、接受一次考验吧！大方向对头，就不想那么多了。高尔基说过：“要是想认真完成一项必要的事业，为人既要灵活，又要有一副铁石心肠。”这样我就下定了决心。

不言而喻，没有傅老师教育改革魄力的感召，没有他的信任、诚恳的态度以及反复的开导，我当时是不可能走到民办教育这条路上来的。这件事可以说对我后半生职业生涯的成败来说是有重大影响的。在走上这条道路以后，不论是困难曲折，还是顺利发展，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大有用武之地的广阔天地，道路无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傅老师在关节点上对我起了导师的作用，因此，在回眸三十多年前我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对傅老师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二

在我投入“海大”筹备活动之后，在清华园、在北京、在全国、在舆论界、教育界，我经常听到一些质疑：办大学是要花钱的，你们一无资金、二无师资、三无校舍（当时称“三无”），又没法律依据（《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1993年出台），在大学如林的海淀区，怎么可能办起一所大学来呢？在清华园我也碰到一些同事和好心人，说：“傅正泰爱折腾，你想好了吗？”说老实话，在这个从未遇到的重大问题上我也是还没想清楚的。

显然，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关系到办学者的信心、信念和创新道路问题。傅老师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程度。他曾说这是他面对的一场大考，必须认真对待，交出合格的答卷。

据我所知，傅老师在下定决心创校办学之前，他研究思考这个问题已有好几年了，除了学习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外，他也用心地研读了毛泽东选集中《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些文章，从中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以及一切新生事物产生的背景、原因、条件和方略等。经过几年的思考研究，他有针对性的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我把这个新概念简说为：“实体空隙论”。

在1986年接受经济日报记者李玉平的采访提问时，他比较完整而精辟地作了阐述。他说：“从教育体制上说，海淀区高校林立，但在实体与实体之间有很大的“空隙”，只有用弹性很大的填充物来填充，才能完善高等教育的缺陷。这个填充物就是具备以下特点的学校：面向实际、拾遗补缺、调头灵活。”

傅老师运用材料结构学的普遍性原理形象地回答了海淀走读大学这个小船为什么能够在强校如林的中关村地区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机理。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在创校前他就宣传这个观点）给我以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它的针对性、指导性很强，鼓舞了我必胜的信心，开拓了办学思路。1988年后，以傅校长的新概念为基点，我也连发了几篇文章，如：《海淀走读大学在高校林立中独辟蹊径》、《论我国高等教育的市场调节》、《从海淀走读大学的办学实践，看民办大学的生存机制》等文章。从而回答全国关心民办海淀走读大学的人们的疑问。

在办学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傅校长在这个新概念中说的“实体之间有很大的空隙”，这个空隙是多方面的，既有教育层次和教育类型的空隙，也有办学模式和管理体制、机制的空隙，这些都是海淀走读大学进取、改革、生存发展的空间。傅校长说的“弹性很大的填充物”，这个“填充物”既要有很大的弹性，还要具有很大的凝聚力和粘着力。这样在整体上才能形成刚、柔结合的教育整体，也使填充物（新型学校）本身能够多方面利用优势办学资源，形成自己的特色，加速自身的巩固与发展。

在我看来，我校从筹建期开始确立的有些至今还在执行的以下一些重要制度都是与傅校长的实体空隙论及其填充物概念的转实设计密切相关的。

如：1）建立“民办公助”的办学体制

2）建立清华、北大、人大“三校”支持的创校模式

3）确立培养应用型、职业型人才的教育定位

4）建立自费、走读、自主择业的学管机制

5）根据市场需求，开展多种形式办学

6）建立对市场的快速反映机制，按需适时调整专业和课程结构

7）在全社会整合教师资源，实行专兼职教师队伍相结合

8）建立校内轻型、弹性的管理与服务机构

9）发扬艰苦奋斗的抗大传统，勤俭办学

10）按劳分配，实行以结构工资为框架的动态工资制。

依我观察，不但是我们海淀走读大学是在高校林立的地方生长出来，而且在全国20世纪80年代相继建立滚动发展成功的民办大学基本上都不是在高教力量分布薄弱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如上海杉达学院、郑州黄河科技学院、江苏三江学院、浙江树人学院、西安培华学院等。这些民办高校，也都是在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大城市，面向当地高教需求实际，高度重视拾遗补缺，充分发挥机动灵活的运行机制，敢为天下先，艰苦奋斗而立的。这也说明，傅校长“实体空隙论”的理念，在“穷国办大教育”的国家是规律性的，是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值得深入的总结研究。

回顾和研究过去的目的是为了现在和将来。我想在纪念北京城市学院30周年的时候，我们回顾北京城市学院的发展道路，学习研究傅正泰校长的教育思想和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精神，同时也回顾总结自己在北京城市学院创生、立足和发展过程中一起成长的体会，这些都是为了今后实现北京城市学院全体校友师生的梦，成功建设优秀的北京城市大学，为立足于世界之林，坚持好的，弥补弱的，注入正能量，不断充实前进活力！同时在实现这一历史史命中使每个教职员工的人生价值也得到充分展现。特别寄更大希望于中青年一代。“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心协力，再创辉煌。我愿以这种心态来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

（陈宝瑜写于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