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级秘书与办公自动化 王晓锋

回想在太平庵一号的那三年，总结出几个之最。

环境最艰苦。记得第一天看到海大校园的情景，一个只有六七排平房的旧院子，用漆刷过的铁大门，门两边各挂一块木牌子，分别写着：海淀走读大学;成府小学分校。我们坐的椅子，用的桌子都是从人大等学校淘汰下来的旧东西。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我在上学的第一个冬天脚冻伤。整个教室采暖就靠一个小煤炉，我坐在最后一排靠近门口，门又关不严实，外边刮大风里边刮小风，尽管我裹着一件军大衣，穿一双皮靴子，但一冬天下来脚后跟还是被冻得起肿块。学生中午没地方吃饭，只好自己带饭。上午第二、三节课时把各自的饭盒放到开水房的大锅里，由门房冯大爷负责给加热。第四节课一下，大家各自去拿自己的饭，回到教室，一边聊天一边吃。遇冬天，室外很冷，室内也不暖和，穿着厚厚的大衣，抱着盒热饭，热气腾腾一个个吃得香。还有的同学到周边的学校或单位找熟人买点人家食堂的饭票，每天中午去搭伙(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各单位食堂属内部管理，只对自己的职工开放，要想到哪个单位食堂就餐那得找熟人帮着买饭票)有同学戏称我们就像一伙讨饭的，一到中午手里拿个饭盒骑个破自行车，饥肠辘辘地直奔人家的食堂。回过头来我想，如果把当时周边的大中小学都算上，我们的教学环境可算的上是最艰苦的啦。

校名最特别。刚开学时，同学们对“走读”两个字很反感，不像个大学的校名。因为这个还真带来过麻烦事。一次有个同学拿着学生证去买月票，卖票的说：“你们是走读还坐什么车？不要买学生月票”。还有一次传达室的冯大爷收到一封信，地址写的是：成府路太平庵海淀走路大学。我们到别的学校找同学玩，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是“工读”大学的(工读学校是专门搜罗青少年罪犯的)。那时海大不为人所知，也不为社会所接受，当时觉的这个校名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是正因为艰苦，正因为有压力才逼迫我们这届学生自立自强不服输，能吃苦。海大是在探索中发展起来的新事物，从小到大，从不完美到完美会有一个被社会慢慢认可的过程，“改革探索，勤奋进取，艰苦创业，开拓前进”的办学宗旨就是对海大发展过程的最好诠释。

学费最低。记得我们那届学生每学期交50元学费，第二年涨到75元，三年下来学费总共不超过500元，这跟当时小学生的学费差不多吧。据说现在海大的学生每年学费要一万多，跟我们交的学费比真是天文数子呀。我们每个人的开销也很小，除学费外，中午不带饭的人每天块八毛钱餐费，坐公交车上学的每月3.5元月票钱。我是骑车上学，所以月票也省啦。新学年开始买几本教科书花几块钱最多十几块。那会的书很便宜，日前我翻出上学时用的课本，剪伯赞编［中国史纲要］厚厚的上下两册，只有2.9元。每个月学校发9块钱副食补助，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小笔财啦，于是有了“十元会”。学校没有一台电脑，更没有机房，计算机课还得上，学校借用清华的机房让我们上机，每次限时，为此学校还花了一笔不小的费用。这与现在拿着手提笔记本电脑、自驾车来上课的学生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师生关系最密切。在太平庵那个比农家院大不了多少的院子里，几间教室，一间小小的阅览室，一个放自行车的大棚子，270多学生和十几名教职工。因为地方小，所以大家是抬头也见低头也见，三年下来，同学之间不管是哪个班的叫不上名也混个脸熟。整个校园就一部电话，老师要找学生或学生找老师，在院里转一圈，要不干脆喊一嗓子就全解决啦。从校长到门房的冯大爷师生之间关系很融洽。每节课一下，小院的每个角落，站满了学生和老师，师生之间交流交谈气氛非常好，哪个同学有点什么事，比如某门功课考的特别好，从校长到每个老师就都知道了。一次我和冯大爷聊天，他居然能点出某班的某某同学哪次考试考的如何如何。

十几年过去，太平庵1号的院子早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位于北四环中路269号的北京城市学院。有时走过北四环路，看到那高耸的教学楼，真感叹海大变化之大，发展之快，这样的感受只有我们这些在太平庵呆过的才会有或者说才最深切。但愿再过十年，一个更好的北京城市学院会展现在世人面前，也让现在在校生有如我们一样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