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三十周年



海大主要创始人事迹记述之陈宝瑜篇

  

现代职业学部副主任、《北京城市学院学报》主编 王 育教授

我是1984年7月来当初的海淀走读大学报到的时候,认识的陈校长。后来我们了解到陈老师是1957年入读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的。作为学习、工作“双肩挑”的学生干部,大二就担任了全年级五个班的党支部书记。1960年底任清华团委常委、水利工程系分团委书记。他在清华学习、工作了27年,一直坚持“又红又专”的宗旨,并把“双肩挑”这种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模式带进了我们学校。

(一)

那年,我们几位年轻教师是加盟一个团结、勤奋、锐意改革的集体。虽然这个集体当初还丝毫看不到几十年后的发展和兴旺,但是从傅正泰、陈宝瑜、曾昭埊、韵风、李成吉等前辈身上我们能感觉到那种为了辉煌的目标而自信地向前奔跑的劲头。初创时期的学校,只有在正式场合和来宾面前,我们才称“校长”或其他,平时都称“老师”。这个称呼至今快30年了,其中蕴含了我们对前辈的景仰敬重和对过往岁月的追忆。

我报到后两天,就和4位领导去招生,几天工作和吃住在招生点,有了更多的接触。与傅老师的坚毅、韵老师的乐观、曾老师的和婉和李老师的严谨相比,陈老师让我感到敦厚。比如经常开的议事会上,傅老师针对问题拿主意、想办法,让大家讨论;韵老师会开着玩笑说出自己的见解;曾老师一直身体不大好,她会娓娓道出自己的意见,温婉中透着坚定;李老师会上说的少听的多,总是在会议结束前一一落实每件议事谁办、什么时候给结果。陈老师更多的是傅老师决定的响应者,而且有所落实和推进,让我感到这对搭档的默契。记得1984年开学前的一次会,傅校长提出要进教师,当年无论是从社会还是从学校角度,这都是有相当难度的。陈老师不仅马上提出了引进教师的基本要求和灵活的用人办法,还介绍了几位年轻人的基本情况让会上讨论,这说明他对领导意图已早有考虑并想办法做好。

人到中年,陈老师在事业发展的“三岔路口”,选择了最艰辛也最开心的道路。1982年,国家经济委员会通过清华大学人事处商调他去计划司农林处任处长,几乎在这同时傅正泰校长诚邀他一起创办海淀走读大学,“是继续在清华大学工作?是去国家经委任职?还是跟傅老师一起创办民办大学?第二条是走仕途之路,上国家经委当处长,不犯大错误,一帆风顺,前程不错;第一条是原地不动,在清华继续当教师,驾轻就熟,顺水行船,直到退休养老;第三条是披荆斩棘、独辟蹊径与傅老师一起创办民办大学。前两条没有风险,一生平安。最后一条却充满刺激,险象丛生。”“我经过反复地思考,决定走一条冒险的但却充满创造欲的险径。”在欲知天命之年,陈老师做了于他、于海大以及后来北京城市学院的师生、于中国当代民办教育都非常有意义的选择。

20年后,在祝贺陈老师70寿辰的时候,我才知道陈老师曾是傅校长的学生!老师可以这样影响学生,学生可以这样追随老师,这让我又一次感受到坚毅和敦厚的默契。

学校从1984年租用几间平房作校舍、招收286名学生起步,发展到现在三大校区,已培育了统招本、专科毕业生8万多名,助学和培训学员5万多名,2011年又开始招研究生,学校的发展势头很好。陈老师那一代前辈把他们人生中经验最丰富、精力最旺盛的日月奉献给了在中国探索和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伟业。1982年恢复高考才5年,国家一方面百废待兴、人才奇缺;另一方面高考录取率只有1:25,也就是4%,和今天的84%相比,我们才能深切感到当初多少青年才俊痛失发展良机。前辈决心创办海淀走读大学,就是要为国家分忧、为社会育才、为家长解难、为青年创造机会。所以,在学校20年校庆的时候,有人说“你们功劳莫大焉”。

(二)

创立民办大学这条路真如陈老师所描述的,“披荆斩棘、独辟蹊径”、“充满刺激,险象丛生”。陈老师曾归纳“经受三次重锤打击的四年危难时期”。在我的记忆中,这“三锤”可是击打密集,几乎都爆发于1988年。

第一“锤”是毕业生的“干部指标”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生毕业是统一分配工作,并带着干部指标的。在转制过程中,没有这个指标,意欲接收的公有制单位仍然不能接收,或者只能把你算作临时工。这与毕业生个人就业以后的工资、提级、职称、福利、待遇等一系列切身利益问题直接挂钩,影响到一生。1987年第一届毕业生没有人事部门配发的应届毕业生分配报到证,我们才知道,当年教育部认定的“国家承认学历”的普通高等教育学历,按理毕业生应当有干部指标。但是人事部认为“民办”就只能是继续教育,没有干部指标。国务院之下的两大部级之间的协调,难度极大。从现实情况中看到,干部指标问题不但直接影响毕业生被顺利录用,而且影响考生和家长选择报考“海大”,因此也极大地影响学校初创阶段的稳定发展。1987年7月凸显的问题,到1989年拖了两年也没有解决。

第二“锤”是1988年7月27日,学校海达公司经理李宗莲老师因公殉职。李老师是傅正泰校长的夫人,清华大学1961年毕业生,有20多年丰富的工作经验,来海大工作是为了通过办技术公司积累资金,解决学校的资金短缺问题。这一锤太意外,要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海大一时遍地英雄。

第三“锤”是1988年秋天开始的国家治理整顿,学校因为资金和校舍等硬件不足的问题,被列为重点整顿对象,大有被停办的危险。从1990年开始,黄牌警告,教育部首先是把我校规模压缩,招生计划由720名减为300多名。

在接连的重锤击打面前,学校面临生死考验。不化险为夷,学校就被撤销了。在这样的时刻,我注意到陈校长做过这样几件事:

1987年秋冬时期就有人向海淀区直至中央写信,说学校乱收费。中央办公厅调查此事,陈老师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就两次亲自到中办副主任兼信访办主任王刚同志家中,主动详细地汇报了学校的改革思路和实践探索,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对学校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后来王刚主任把自己的儿子就送到“海大”电子工程专业学习。王刚同志走上国家更重要的领导岗位后,一直与陈老师保持着联系,关注着我们这所民办学校。

李宗莲老师遇难,同时领导班子中又有人病倒,傅校长感情、事业、生活和工作都处在万难之中。陈校长当时告诫大家:打起精神,挺起腰杆来,坚守岗位,永不泄气。那段时间,老陈老韵经常在办公室“守着”,把傅校长的意图及时传达给大家。他们无非是在用行动告诉大家:领导班子还在,我们改革的路子没错,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毕业生“干部指标”问题到“89风波”前激化到了学生要上街游行、到市委、市政府静坐,通过“闹事”解决自己的权益问题。陈校长当时主抓学生工作,我是团委书记。陈校长要求我们贯彻傅校长在与学生干部对话会上的讲话,依靠学生骨干、耐心说服,给学生讲明利害,讲大局意识,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正当的要求政治化,合理的要求用越轨的方式解决。今天回想这件事,我们利用当时的时机,不仅彻底地解决了“干部指标”问题,避免了学生上街的过激行动,还培养了学生的大局意识和策略思想。我记得干部指标批下来时,已经毕业的学生一一得到通知,大家表现出的那股激动兴奋的情绪真让人感动。学校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然坚持把学生的利益置首,才有了后来的转机和发达。这一来,不仅把海淀走读大学毕业生的干部指标问题解决了,在全国后起的民办大学毕业生的干部身份和指标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

在学校受到黄牌警告期间,教育部将我校招生计划压缩了50%以上,学校收费减少了一半多,学校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学校财务账户经常被查封。在资金极度困难时期,陈老师想到“计划内损失,计划外补”的方略,决定在计划外招生,搞自考助学教育,他亲自担任自考培训学部主任。1990年启动,六年后,每年招生人数达到了1200多名,比此前计划内招生最多的1988年还超过了50%。这样所收学费不但抵补了因计划招生减少而少收的学费亏空,还有了一定的发展能力。这样就使学校度过了由于黄牌警告造成的经济困难时期。

我们的生命,在胚胎期非常重要。初期分裂的每一个细胞,决定了我们生命的质量和状态。同样一个击打,对婴儿时候的我们可能已经不构成威胁。但是对胎儿期的我们,可能是深重的,难以承受的。在胚胎期,躲避不及就是致命的。正是前辈们在学校生命最脆弱的时期,一次次规避了重击,才成就了学校今天宛如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陈老师在这一时期更多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敦厚和沉着。学校成功的经验千条万条,傅校长和陈校长以及海大创始领导班子精诚团结,志道一致,相互补台,完美搭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成功因素。

(三)

1989年我不再兼任学校团委书记,而专心做专业教学。但是几年后的一次工作安排,陈老师又主管我的工作。学校早期创业者多来自高校,所以对科研工作很在意。1988年,学校就创办了内部刊物《海大教育研究》,由曾昭埊老师主编,是一份油印的小册子。我从1989年起应约在上面发表过论文。1996年学校指派我接任曾老师的主编工作,由陈校长主管,就此,我又有机会在陈校长指导下工作,也有机会更多感受他的人格魅力。陈校长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做事要有全局观念,做学校的人,从学校的发展考虑工作,默默做事,不计较个人得失。

我开始是兼任主编,一年四期,内部发行。陈老师说,到学校兼做一些擅长的工作,有利于自己从更广阔的视角认识问题,有利于自身的发展,要能者多劳。没有报酬,但是陈老师对学校这份刊物的远景规划吸引了我。8年后《海大教育研究》成功地申办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海淀走读大学学报》,这正是我们当初的规划目标。陈老师当时对我说,办公开发行的学报很辛苦,作为主编给你一千块也不多,但是咱们是党员,要在学校做表率,多做事,少计较。学报主编的兼职费定在120元,我接受了。这大概就是前辈在引导我们逐步走上投身事业的道路。后来,从季刊申办为双月刊、从《海淀走读大学学报》,转身为《北京城市学院学报》,从普通刊物提升为一级社科类刊物,从区级主管的刊物升级为市级主管刊物。

2003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城市学院后,在学校举办的城市科学论坛上,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希望我们学校以问题为导向,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开展城市科学研究,承担起研究城市的重任。从此,陈老师不仅关注学报上的城市研究栏目,还开展对社区、家政服务、护理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专业教学拓展。在他的鼓励下,我下决心阅读了一系列城市发展研究方面的文献,拜访了许多城市研究的大师大家,就一系列城市理论、城市要素和问题的研究发文在学报上。这也是陈老师对我的期望:不辜负“城市”这两个字,在学报上为学校在城市方面立言。他每期必读,就一些问题和我讨论,鼓励我更加自信。

在度过沟沟坎坎的过程中,我深受陈老师敦厚沉稳的影响,和缓地处理好各种关系,坚定地达成既定的工作目标。编辑部曾设在陈校长办公室对面,十几年来,过往的编辑、编务都习惯于陈校长和编辑部工作的“常来常往”,陈校长参加的学报工作例会每周一次,也曾有两周一次的。近年来学报编辑部迁到了城北校区,陈老师年事已高,他参加的例会少了,但是每次出刊后开的当期总结会坚持至今。就是最近一次的会上,他又在鞭策我,“一定要完成我们的夙愿,把学报办成核心刊物,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他还说,“以后我就不想做编辑部主任了,但愿意做个顾问,感情上我还离不开学报”。

(四)

从1983年春天,陈老师就开始主动地为即将诞生的海淀走读大学做了“创校期人才培养定位的研究”,由此他被舆论界评定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研究民办高等教育的人。1988年学校立项研究“关于大专教育的指导思想与办学模式”课题,傅校长牵头,陈校长是主要成员。“八五”期间他应聘担任中央教科所教育部重点课题“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子课题组组长。之后的二十多年来,陈老师潜心投入民办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自考助学教育研究,他常年笔耕不辍,正式出版了15部理论专著。近30年来,他在学校管理岗位上,曾先后兼任理工学院、中关村学院(后来的软件学院)、现代服务技术学院、成人教育学院(前期为海淀走读大学夜大学,)和培训中心这5个二级机构的“首届一把手”。他始终努力把民办教育的研究思考同教育创新实践结合起来。这样的经历使他立足首创的海淀走读大学(北京城市学院),并掌握教育、教学一线实践活动的第一手资料,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更有利于在总体上开展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管理和发展研究,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这三十年的发展和实践留下了宝贵的思想结晶。

从1994年起,海淀区委、区政府不再向海淀走读大学领导班子派人。自1994年6月起,陈老师接任学校常务副校长、常务副书记职务。在工作繁重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教育研究并积极参加社会专业学术活动。

1989年1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首届民办高校校长研讨会上,陈老师积极参与发起和筹备了全国民办高等教育研究会;以研究会为基础,1995年陈校长当选为全国第一个民办教育社团——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2002年陈老师在宁波召开的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专家代表身份被选为副会长,2005年陈老师被全国自考办和研究会聘为理论指导组唯一一位助学教育方面的专家成员。鉴于他在研究和实践民办教育方面的成就,2001年,他是被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的40位专家之一。

30年校庆在即,我庆幸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有机会跟定这样一个卓越的创业集体;庆幸在自己人生和事业的关键几步都有陈老师这样敦厚慈祥的前辈们请教;庆幸自己在他们的指引下,成了这样一位奋斗在民办大学岗位上充实而光荣的人民教师。

王育 (2013年6月)